把乡村文化“给养站”用活用好

内容摘要：　审查所期望达到的结果是获得第一原则。

审查所期望达到的结果是获得第一原则。

这可以理解为他指的是，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下，法的起源问题也具有相对性。而对于我们来说，大学的图书馆就是(法学)教授和学生的工作场地，就如同实验室对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自然史馆对动物学家、植物园对植物学家所起到的作用一样(41)。

同时，为了与实践中律师会馆的教学模式相竞争，他们也必须创造出一些概念，来让学生相信，通过大学教育能够获得特殊的经验和地位。参见陈瑞华：《社会科学方法对法学的影响》，《北大法律评论》(第8卷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0-237页。④有学者提出实证的维度是法学研究的三种科学维度之一。(48)当然，公理法本身对法学有促进作用，而且也存在诸多的优势，但是其存在的立足点在哪里?除了实用主义之外，至少还需要历史正当性的证明。所以在实践中，我们完全不需要在无序的案例中摸索，而只需要在教学中，对特定的案例，通过一般性原则解释给初学者。

在习惯法时代，规则的索引只能依靠适用者的记忆。姚中秋：《儒家宪政论申说》，《天府新论》2013年第4期，第16-23页。既然是个案研究，那么少不了要被批评个案是否具有代表性的问题。

(31)目前，在美国排名前13位的一流法学院有1/3的教员、排名前14-26位的法学院有1/5的教员具有法学以外的博士学位。三、有没有统一的社科法学 尽管如此，社科法学往往遭受知识碎片化的批评。社会科学的使命首先是呈现社会事实，然后以此为理据理解社会，并在这个过程之中不断磨砺有效呈现社会事实并对其加以解释的方法。当然，也无须否认，国内社科法学研究总体上受到美国经验的法社会学和法经济学研究的影响。

(17)对于定性研究来说，法律社会学研究可以通过访谈、数据和其他经验材料获得因果关系的解释。⑤这意味着来自不同知识背景的法律社会学者、法律经济学者、法律人类学者以及其他跨领域社科法学者的跨界对话格局已经形成。

近年来，随着从德国留学回国或深受德国法传统影响的学者日益增多，法教义学的研究日渐兴盛。(14) (二)从后果出发而不是从法条出发 从后果出发，不仅仅是指社科法学研究的是法律的实际后果，更重要的含义是，要从后果出发，逆向分析、解释、评判法律条文和法律问题。四、社科法学有什么优势 虽然社科法学生产了不少知识产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成凡在2005年所形容的社会科学包装法学的赶时髦阶段，(30)但是不少人对社科法学的功用仍有很大的怀疑：为什么要在法学院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这岂不是不务正业?对此，笔者要指出的是，首先，即使都接受的是法学专业训练，研究者的偏好仍会有很大的不同。法社会学与法哲学(特别是自然法哲学)、分析法学(法律实证主义)在知识功能上有明显分野，各自具有发挥作用的空间。

例如，在中国的法律经济学研究中，不仅越来越多的学者反对理性人假设，(28)而且也不再强调法律经济学理论的普遍性。法官在权衡后果之后，根据后果来寻找合适的法条，然后再运用法律解释技术加以正当化论证。既关注整体，也关注全部细节。从这种意义上讲，社科法学是法律公共政策得以准确制定修改的前提。

并且，法教义学也比较难对立法和政策产生影响。埃里克森在其书的第1页还专门写道：世界偏僻角落发生的事件可以说明有关社会生活组织的中心问题。

这也是传统法社会学向现代社科法学转向的标志，或许构成托马斯·库恩所说的范式转换。正在举行的社科法学连线系列讲坛，目前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学者牵头，主要邀请知名学者进行学术对话。

而法教义学则不同，它首先要对法条采取相信甚至迷信的态度，尽可能通过法律解释来维持法体系和法秩序的稳定。晚近的变化是在法律与认知科学领域，如成凡、李学尧。它的存在价值，就在于给法学人提出了智识上的挑战，对于研究者而言，重要的是发现知识的趣味。研究需要在理论与经验之间来回往复地不断理解。这些领域既包括以他自己为代表的法律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也包括以梁治平为代表的法律文化研究，还包括以季卫东为代表的程序法治研究以及横跨社科法学和法解释学的部门法学者如陈兴良的刑法哲学研究等。所谓常规案件，就是法教义学类型化的结果：只要再遇到类似案件，就能够类似处理。

法教义学的局限性在于，其对司法制度本身的解释有限，如其很难解释诸如像美国最高法院为何存在左右之争的问题。(四)职业训练、智识挑战与政治判断 法教义学对于法学院的常规职业训练仍然有用。

一个好的社科法学研究，是可以通过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来不断修正既有的理论的，而不是要为西方国家的主流理论提供又一个中国的例证或例外，(29)从而构建中国社科法学新传统。如今十多年过去了，社科法学这个称谓已逐渐为学术界所熟知，并且有规模集中的研究群体认同和使用这一称谓。

Xin He and Yang Su,Do theHavesCome Out Ahead in Shanghai Courts?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Vol.10,No.1,2013,pp.121-146. (22)See R.H.Coase,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2,1959,pp.1-40. (23)(25)参见[美]罗伯特·C.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6页。强世功：《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开放时代》2009年第6期。

(16)参见谢宇：《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那么这是不是说社科法学就没有自己的知识传统呢?实际上社科法学并不追求概念化和体系化，而是注重法律外部的研究视角，强调围绕具体的法律问题展开研究，是问题导向而不是法条导向的。不过，指代运用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法律问题的称谓并不只有社科法学一个。(19) (四)注重以小见大的个案研究 社科法学研究有定性和定量之分。

特别是在重大、轰动、疑难案件中，法官一定会先考虑后果。白斌：《论法教义学：源流、特征及其功能》，《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3期。

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相比，可能更接近科学。这个后果并不只是对于案件当事人的影响，而是案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

社科法学倡导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分析法律问题。法教义学试图将政治问题技术化，从而区分政治问题与法律问题。

这与美国顶尖法学院的师资结构有很大不同。一因多果，主要是根据现有现象来预测可能的后果。从知识交流的简约角度看，使用社科法学更方便与其他法学传统展开对话与交流。政法法学的经验可能是政治判断和对政治理论的梳理，法教义学的经验可能是对法律规范和判例技术的整理，而社科法学所强调的经验研究，是对社会事实的把握。

对于学生来说，法教义学未必有趣但有用。(36)参见苏力：《法律人思维?》，载《北大法律评论》第14卷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29-469页。

当然，有人会反问，法教义学难道不考虑后果吗?的确，对于常规案件，选择法条和考虑后果其实已经同步进行，如果不涉及疑难案件，那么就无须专门考虑后果。因果关系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反事实的问题。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社科法学所强调的知识开放性，只是反对法学自主性和知识封闭性的特征，而并不反对法学本身。社科法学通过后果分析，来展现出对法律问题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以及知识竞争力。